即使是一线大厂的老板，也常常为一些事情苦恼，比如招人。
课题组早前的调研结果显示，人力资源以超40%的支持率与消费市场、供应链构成营商环境的“黄金三角”，与其他因素形成明显层级。也就是说，一座城市是否宜商，重要的检验标准之一为是否具备“人气”。
此次《57城人力资源榜》将为您揭晓“最具人气”的城市榜单。
课题组将从劳动人口基数、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来考察城市的人力资源。
劳动人口基数，即劳动力规模，它构成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
人口流动，体现着城市吸引力，它是人才供给的重要来源与保障；
人口结构，则关系着城市发展水平与质量，影响着城市的未来。
榜单显示，“人往高处走”是“迁徙中国”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榜单排名前十均为GDP超万亿且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城市，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聚集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
从区域来看，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亮眼，前十五中占据六席，崛起为人力资源赛道的黑马，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批潜力新星；东北地区无一城进入TOP15，人力资源形势略微严峻。
57城中，深圳、广州、北京拿下前三，但并非“高不可攀”，三城在人力资源上已很难保持绝对领先优势，上海甚至被反超，退居第六位。
具体来看，四座一线城市无法拉开比分的关键原因，在于较低的落户自由度。在这项指标上，四城包揽了倒数后四位；上海在总分上的“离队”，则是由于较重的人口负担拖住了本就“缓慢”的后腿。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上限分别为2300万人、2500万人、2000万人和1500万人。目前四座城市人口余额分别仅为110.7万人、12.91万人、132.34万人和143.99万人。
“七普”数据显示，北京人口年平均增长1.1%，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3.8%下降2.7个百分点；上海年平均增长0.8%，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3.4%下降2.6个百分点。两城常住人口增长缓慢。
5月，《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不仅调高了人才落户的学历、技能和年龄底线，还停止了新引进人才的租房和生活补贴。
8月，广州黄埔区正式取消人才购房政策，南沙区则提高了购房要求。引进人才的利好政策开始“打折”。
对外来人口而言，户口，不仅象征着“新市民”的身份认同，还意味着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进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代，但在实现根本转变之前，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依然很大。人口红利逐渐退去之际，有着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城市优势将更加明显，其中所存在的潜在人才优势也将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从四座城市人口余额均不足150万人的现状来看，落户条件放开放宽或许并不现实。那么，北上广深如何保持人力资源优势呢？
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的落户门槛相对较低，同时凭借工业化吸引了大量人口。十年间，两座城市人口增量分别为713.6万和597.6万，还将存在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余额告急的背景下，两城选择了对城市建设所需人才降低落户门槛的策略。
2020年9月，应届博士、“双一流”高校的硕士，以及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的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上海；2021年7月，《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提出，清华、北大、复旦、上交、浙大、中科大、南京大学七大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只要符合要求，就可直接在首都安家落户。
据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生留沪率在50%左右，2020年这一数据则高达70%。从数据上看，这一策略成效颇丰。
聚集人口、人才后，人力资源与公共服务资源错位则是一线城市接下来还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前文提到，一线城市人口总量均已逼近上限，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一线城市周边的副中心城市迎来机会窗口。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随着城市群的成熟，核心城市对周边的影响会从“虹吸效应”转为“扩散效应”。这也就是说，未来一线城市会发挥人口集散的效应，人口聚集后，会向一线城市周边疏散。
2021年5月，广州发改委发布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广州（片区）实施方案》中提出，将在增城、从化、花都三区逐步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苏州、佛山、东莞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别达228.8万、230.5万和224.6万。其中东莞人口首次突破千万，进入千万城市行列，成为继广州、深圳后，广东省第三个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市。
在地理位置和产业基础的加持下，研究团队认为，苏州、佛山、东莞等沿海副中心城市将承接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的产业人口外溢，再迎一波人口红利。
课题组之前的调研发现，沿海副中心城市一方面可以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土地成本与人力成本相较于核心城市较低，因此已成为老板心仪的“下一站城市”。
但沿海副中心城市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庞大常住人口总量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使得苏州、东莞、佛山三座制造业大市的发展陷入困局。招不到人同样也是令老板“头秃”的难题。
据调查，除内陆城市通过强省会战略吸引人口回流外，沿海副中心城市“招不到人”的原因在于留在当地的人不愿意进工厂，更愿意去相对更自由且工资高的服务业。
这提醒着沿海副中心城市，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由“制造”向“智造”转变。
课题组认为，近年来中西部省份的“强省会”战略与人才政策带来的回流人口和引进人才是内陆地区重要的增量资源。
十四五规划中，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省份均提出了“强省会”战略。据2020年省会城市GDP占全省比重的数据，成都、武汉、西安三城占比均在35%以上，西安甚至达到38%，三地较为稳固的“强省会”吸引了劳动力的回流。
在一线城市落户和人才政策收紧的趋势下，部分内陆省会城市逆势而为，放宽了相关限制。
2017年武汉出台的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政策今年仍有升级；西安则提出，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校）毕业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历的人员及留学回国人员可落户，对社保、就业和毕业年限并未做出要求。
凭借更优惠的引才措施，内陆省会城市崛起为人力资源赛道的黑马，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批新生力量。
近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2010年、2020年重庆市常住人口数据分别为3090万、2884.62万和3205.42万。从2000年-2010年人口流出约205万到2010年-2020年人口流入320.8万，重庆市常住人口数量变化呈现“V”型反弹。
其中，2010-2020年十年增幅达到11.12%，远超全国5.92%的平均水平。仅2019-2020年一年的人口增量便达到81.42万，人口回流加速，改善了过去300万净流出人口的城市发展格局。
人力资源流动背后的推动力是地区的经济活跃度，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第一选择，医疗、教育等生活品质则是留住人口、人才的关键因素。
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区域布局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拥有前期资源积累利好的老牌一线城市人力资源优势仍将持续，沿海副中心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成为人力资源的“潜力新星”。
我们的观点是，一线城市需要做的是盘活现存公共资源，提升常住人口城市生活品质，利用不多的人口剩余空间调节人口结构、提升人口质量，为城市发展创造更多的人才红利；
沿海副中心城市，则要避免“只有人力，不见红利”的困境，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用更优质的岗位承接一线城市的产业人口外溢；
内陆省会城市在发挥低生活成本优势的同时，则需要补足宜业短板，增强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用人口、人才获得企业家的青睐。
